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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修訂特色 加強奧標保護

    ——專訪奧林匹克法律事務專家李雁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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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時間:2018-07-10 08:54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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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8日,李克強總理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99號,公布修訂后的《奧林匹克標志保護條例》(以下簡稱《條例》),自7月31日起施行。這是《條例》自2002年頒布以來進行的第一次重大改動。為促進市場監管執法人員更好地理解《條例》修訂的特色及要點,切實做好奧林匹克標志保護工作,本報記者對奧林匹克法律事務專家、民進北京市委社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體育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李雁軍進行了專訪。

    體現前瞻性 適應新形勢
      《條例》頒布施行于2002年,李雁軍曾作為核心人員參與《條例》起草、修訂工作。他告訴記者,2002年《條例》在很大程度上是為2008年北京奧運會提供配套保障的專門立法。2008年奧運會結束、組委會解散后,《條例》無法繼續適用于2014年南京青奧會特別是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等后續奧運賽事的組織者。2022年北京冬奧組委會的“冬奧”等知識產權,因此先按特殊標志辦理登記(編者注:關于奧林匹克標志的特殊保護,本報曾刊登稿件予以介紹,可掃描文末二維碼閱讀)。這對已經存在奧運知識產權專門立法的我國來說有些遺憾。
      李雁軍指出,專為一屆奧運會的知識產權保護立法并非我國獨有,《條例》針對性過強這一相對缺陷,在我國不到15年內連辦三大奧運盛會的特殊背景下,顯得更為突出。因此,此次修訂將《條例》的調整、適用范圍擴大到所有在我國境內申辦、舉辦的奧林匹克賽事,并延伸適用于殘奧會。
      “這使《條例》的前瞻性和通用性得到極大增強。就這一點說,無疑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李雁軍說。
      適應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及相關法律修改和簡政放權等方面的形勢變化,也是此次《條例》修訂的一大特色。
      李雁軍告訴記者,今年“兩會”后,市場監管和知識產權等方面的行政管理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條例》出臺后的10多年里,《商標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多項相關法律進行了重要修改;國家就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對體育領域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要求;《條例》中原有的奧林匹克標志及其使用許可備案也因國務院簡政放權分批取消。
      針對上述新形勢,《條例》修訂時進行了全面完善。《條例》規定奧林匹克標志所有人應當將奧林匹克標志提交國務院知識產權主管部門,由國務院知識產權主管部門公告。這為奧林匹克標志的確權及社會公眾了解使用許可狀況提供了有效手段。
      《條例》增設了奧林匹克標志有效期和續展程序,規定奧林匹克標志有效期為10年,期滿可以續展。李雁軍指出,修訂前的《條例》及原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奧林匹克標志備案及管理辦法》,均未就奧林匹克標志的有效期作出明確規定。2008年奧運會籌辦期間,實際執行的備案有效期亦相對較短。這意味著,對從申辦成功到舉辦通常需要籌辦7年左右的奧運賽事而言,較早形成的奧林匹克標志有可能在賽事正式舉辦前就面臨續展問題。李雁軍說:“新《條例》10年有效期的規定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切實減輕了權利人的負擔,充分體現了政府‘放管服’改革的成效。”
      此外,修訂前的《條例》沒有禁止使用與奧林匹克標志近似標志的規定。其中“潛在商業目的”和“可能使人認為行為人與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之間有贊助或者其他支持關系而使用奧林匹克標志的其他行為”等規定,在實踐尤其行政執法中不便于具體落實。李雁軍表示,修訂后的《條例》在第六條和第十二條分別就使用“與奧林匹克運動有關的元素”和“足以引人誤認的近似標志”作出規定,將未經許可違規使用前述“有關元素”和“近似標志”的行為,認定為侵犯奧林匹克標志專有權,并規定可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查處,保護更加到位。

    準確理解《條例》把握執法要點
      修訂后的《條例》規定:“國務院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知識產權主管部門依據本條例的規定,負責全國的奧林匹克標志保護工作。縣級以上地方市場監督管理部門依據本條例的規定,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奧林匹克標志保護工作。”
      李雁軍曾多次受邀為商標局舉辦的2008年奧運會、2010年世博會、2014年青奧會標志保護等專項培訓班授課。他認為,市場監管部門在開展奧林匹克標志保護工作時應注意以下事項。
      一是嚴格、全面核實奧林匹克標志的權利狀況。
      李雁軍指出,根據《條例》第八條、第九條規定,只有被國務院知識產權部門正式公告且在有效期內的奧林匹克標志,方可正式作為奧林匹克標志得到保護。據此,原先備案的奧林匹克標志如需繼續使用并獲得保護,仍應通過辦理公告手續重新確權。
      二是切實加大奧林匹克標志的保護力度。
      《條例》在有關奧林匹克標志使用行為的兜底規定上,使用了“其他以營利為目的利用奧林匹克標志的行為”的新表述。李雁軍指出,這意味著,只要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意借奧林匹克標志謀取利益,不論客觀上獲利多少乃至是否獲利,都構成“營利”。
      李雁軍特別強調,綜合對《條例》第六條和第十二條的理解,“利用與奧林匹克運動有關的元素開展活動”中的“元素”,至少在學理上應該理解為既包括《條例》第二條所述全部奧林匹克標志,也包括《條例》第十二條所述與奧林匹克標志近似的標志,意義重大。
      李雁軍給記者介紹了一個案例。2016年他曾處理過某知名品牌手機的一個2016年里約奧運會金牌榜的廣告。廣告內容明顯是為金牌榜冠名或利用金牌榜“搭車”做廣告,但在權利人交涉、投訴過程中,廣告主和相關當事人抗辯稱,其只是在奧運會金牌榜相鄰位置發布自己的廣告(俗稱“偶遇式同框”),廣告本身未使用任何奧林匹克標志,更未作出贊助、支持奧運會的誤導性暗示。他指出:“如按修訂后的《條例》第六條,這種‘偶遇式同框’的做法,就構成可依法查處的混淆行為或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
      同時,對于非奧運會合作企業或特許企業(下同)員工在營業時間、營業場所集體穿著帶有奧林匹克標志的服裝,企業有意在營業場所布置企業標識與奧運海報、吉祥物“同框”的環境陳設,在施工圍擋等公共場所間隔出現奧運宣傳內容與企業商業廣告等手法,權利人與執法機關也有了更明確、有力的維權和查處依據。
      三是要做好信息披露問題的督促落實。
      及時掌握準確的奧林匹克標志使用許可信息,是一線執法辦案人員較為迫切和集中的要求。李雁軍告訴記者,修訂后的《條例》規定了使用許可合同和信息披露制度,盡管不再要求將許可合同進行備案并在使用時標注許可備案編號,但從公平原則出發,有效強調了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的信息披露義務。也就是說,在要求公權力對奧林匹克標志給予保護的同時,權利人必須充分履行義務,及時向社會特別是執法部門報告奧林匹克標志的使用許可信息。這對于提高市場檢查、海關監管、廣告審查等方面的行政效率,避免因信息不對稱出現錯案或漏查等具有積極意義。
      李雁軍表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結合《條例》第十條和第十三條的規定,執法部門既可以督促、要求權利人及時提交完整、有效的使用許可信息,也可以在必要時直接查閱奧林匹克標志使用許可合同及其他相關合同。同時,鑒于《條例》第十條規定的信息披露責任主體為權利人,故執法部門遇到并非權利人出具的使用許可證明,特別是若干份文件合并構成的“證據鏈式”證明時,可以直接要求權利人予以及時確認,并按本條規定理順、補足相關證明內容乃至重新直接出具證明。
      四是客觀看待“隱性市場”問題。
      “隱性市場”問題一直備受關注,但李雁軍認為,不宜簡單地將《條例》第六條中“有關元素”和第十二條中“近似標志”的規定,理解為對國際奧委會及奧運會贊助企業長期呼吁的“隱性市場”問題的一攬子解決方案。他指出,修訂前后的《條例》都沒有明確提出“隱性市場(行為)”的概念,且《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出臺日期早于《條例》,而《反不正當競爭法》在混淆行為、虛假宣傳和商業詆毀等方面與知識產權法的銜接,即便沒有此次《條例》的修訂也是既成事實。
      李雁軍告訴記者,對“隱性市場”行為其實是有一個認識過程的。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會主辦城市合同對“隱性市場開發”的規定,是指“包括故意或非故意造成與奧林匹克運動或奧林匹克運動會之間虛假或未經授權的商業聯系(不論是直接或間接聯系),其是任何第三方通過創造型的方式造成與奧運會的虛假聯系,違反保護奧林匹克形象的法律及/或干擾奧林匹克贊助商、供應商、特許商的合法市場開發行為”。
      顯然,一方面,《條例》修訂后為防范和處理“隱性市場”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和依據;另一方面,對“隱性市場”問題最終還是要立足中國現有法律解釋和解決。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沒有也不可能擴大《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相關內涵,只是進一步指明了通過《反不正當競爭法》應對“隱性市場”的解決之道。“隱性市場”這個名詞或許可能出現在司法文書中,但即便在《條例》修訂后仍不會出現在行政處罰決定中。
      五是掌握好關于“有關元素”和“近似標志”的認定尺度。
      修訂后的《條例》第六條規定:“除本條例第五條規定外,利用與奧林匹克運動有關的元素開展活動,足以引人誤認為與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之間有贊助或者其他支持關系,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的,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處理。”第十二條規定:“未經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許可,為商業目的擅自使用奧林匹克標志,或者使用足以引人誤認的近似標志,即侵犯奧林匹克標志專有權,引起糾紛的,由當事人協商解決;不愿協商或者協商不成的,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也可以請求市場監督管理部門處理。”
      李雁軍指出,此處的要點是“近似標志”,因為這是《條例》罰則中的表述。也就是說,在《條例》的罰則中,第六條所述“有關元素”中奧林匹克標志以外的內容,必須是與奧林匹克標志近似而非僅僅令人合理聯想到奧運會的任何標志。他說:“這和不能說凡是有一群人踢足球場景的廣告,就一定100%構成針對足球世界杯的‘隱性市場’是一個道理。”
      李雁軍特別強調,對執法部門特別是基層執法而言,《條例》修訂前后的重大變化值得關注。《條例》修訂前,若涉及“隱性市場”和“近似標志”問題,相關投訴基本是由權利人、合法被許可人自行交涉的,若交涉無果,則進入司法程序,行政機關介入余地不大。《條例》修訂后,行政機關將直接面對權利人或利害關系人提出的查處涉及《條例》中“有關元素”和“近似標志”的部分“隱性市場”行為的請求。若無故不受理,可能構成行政不作為。如對這一點把握不到位,在權利人(如組委會)受理贊助企業投訴和執法部門查辦案件時,或許反而會加大權利人和執法部門的壓力,這對權利人的維權能力提出了較高要求。例如,贊助企業等合法被許可人、權利人與執法部門及侵權嫌疑人之間,很可能就哪些是“有關元素”或“近似標志”,特別是其關聯程度和近似性存在爭議,并因此導致糾紛、案件的解決遲滯,或將很多本以快速解決為第一訴求的案件推到法院解決。如果行政執法機關在認定關聯程度和近似性時采取的自由裁量尺度過寬,也可能導致很多針對行政處理決定的復議、訴訟出現。
      因此,李雁軍認為,有關方面特別是相關執法部門和權利人要早做準備,及時研究、調整、制訂針對新版《條例》第六條、第十二條的認定原則,及時公布示范案例乃至某種意義上的(奧林匹克標志以外的)“有關元素”特別是“近似標志”清單,以切實維護法律權威、政府公信力,提高執法效率。
      六是要注意規則與法律的界限。
      我國政府就申辦、舉辦包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會在內的奧林匹克賽事作出過相關承諾與保證。李雁軍說,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和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員,必須信守承諾。但對這些承諾與保證的遵守與履行,必須經過我國國內立法的確認和轉化。有關合同、內部規則不能直接作為執法依據。
      但同時,李雁軍認為也要注意在法律允許的情形下合理尊重相關規則。例如,對奧運會特許產品的生產、銷售企業,根據奧林匹克標志權利人的理解和要求,這些企業與權利人的合作性質并非贊助關系。奧運特許企業只是以繳納特許權費和相關管理費用為條件,經權利人批準后生產、銷售含有奧林匹克標志的產品,企業無權以自身名義使用奧林匹克標志進行營銷宣傳。因此,依慣例這些特許企業可以不簽署奧林匹克標志使用許可合同,其特許合同也不宜視為奧林匹克標志使用許可合同。他說:“當然,權利人仍有義務主動披露自身通過特許企業開展特許經營活動的相關廠家、店面、查證電話、防偽驗證查詢渠道等信息,滿足廣大消費者的知情權和執法部門的需要。”
      《條例》將于7月31日施行。李雁軍表示,相信在全國各地市場監督和知識產權管理部門的共同努力下,在權利人和有關方面的充分理解、支持下,我們一定能以《條例》修訂為契機,進一步提高我國的奧林匹克標志乃至整個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為奧林匹克運動和體育事業的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本報記者 李 春

    (責任編輯: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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